旷代逸才杨度
作者 黄大陆
在中国近代政坛上有一位奇而且怪的人物,他为了实现自己医国救民的政治抱负,先后参加过几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派别。他先是拥护保皇党变法维新,为康有为呐喊;不久又支持革命党造反,与蔡锷关系最善;后来又组织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,给袁世凯帮忙;再后来又加入国民党,任孙中山特使;再再后来他又加入共产党,变卖家产“闹革命”。此外,他还是张宗昌的座上宾,杜月笙门下的“清客”,同时他还是中国互济会同盟、中国科学家同盟和中国自由大同盟等组织的成员。他一身光怪陆离,闪耀着各种政治色彩,有人以为他是一条政治上的变色龙,一个唯利是图的政治婊子,然而了解他的人又认为他是一个“憨直”的“书痴”,是一个痴心不改、虽九死而不悔的理想主义者。他就是杨度。
杨度出生于1874年农历腊月初三亥时,其八字为:
食 财 日 印
甲 丁 壬 辛
戌 丑 申 亥
10岁 20岁 30岁 40岁 50岁
大运: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
丑土官星当令,透出辛金印星,格成印赖官生。戌土七杀混官,有甲木食神盖头去之,格清而局正。独官当令,本当巨贵,可惜戌丑申均带金,用神印星太多,丁火财星无根,又被壬水合住,生官裁印之力甚微,印重官轻,贵气大减。
印星当令得用,显示命主科举有望,文上有成。正官为相,则显示命主的信仰比较传统,缺乏反叛精神,但印重官轻则又显示命主少刚断明敏之才,多进退狐疑之心。丁火财星坐丑墓,为父亲平庸而早丧之兆。
命主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,父亲杨懿生终身务农,兼做红白喜事的吹鼓手。命主10岁时父亲因病去世,命理上的原因是大运入戊,七杀透出,引动丑戌刑而收丁火财星入墓,故丧父。命主和妹妹被伯父杨瑞生(朝阳镇总兵)收养。生活无忧,学业无碍。
19岁癸巳年,大运在寅,财星得根,流年癸水合戊杀,寅巳申三刑发贵,命主高中举人。
20岁运转己卯,正官透清,流年逢甲午,甲木在卯有根,直克己土官星,命主会试落榜。21岁乙未年又是伤官克官,命主会试再度落榜。这年他还参加了康有为发起的“公车上书”活动,支持变法维新。在两考失意之后,命主返乡拜在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门下,重新学习,欲图来年再进京一搏。其师王闿运有三门学问分别传授给他的学生:一是普通人应付科举考试的“功名之学”;二是发挥各自特长的“艺文之学”,木匠出身的齐白石是他的学生;三是他自认为最高的“绝学”即所谓“帝王之学”。这一“学”,是用来治国平天下,可以为帝王师的高等学问。王闿运认为,只有特别聪明的学生才有资格学习它。而杨度在13岁时就显得卓尔不凡、堪成大器,当时王闿运亲自到杨家将其收为弟子。现在杨度入学,王闿运便用三年功夫将自己的“绝学”悉心传授给了这位心爱的“杨贤子”。这对命主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命主曾与友人说:“余诚不足为帝王师,然有王者起,必来取法,道或然与?”
为了真正能学到医国救民之术,杨度并不满足于老师传授的老式方略。在学成之后,他开始研究新学。湖南搞新政时,谭嗣同、熊希龄、唐才常、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,杨度和他的同学蔡艮寅、刘揆一等同在一起听课、讨论国事。
28岁壬寅年,驿马星发动,命主又将目光转向西学。他不顾老师劝阻,自费留学日本。因大运走伤官,叛逆心强。受同学黄兴等留日学生影响,思想日趋激进。他创办《游学译编》,抨击教育弊端。又以《支那教育》为题发文在梁启超的《新民丛报》上,赢得了许多留日学生的赞扬和支持。
29岁癸卯年,命主被保荐入京参加科考,获一等第二名,但朝廷怀疑他是唐才常一伙的革命党,将其除名并予通缉。本来命运卯戌合火,去杀留官是好事,无奈甲木伤官伤克大运己土官星,故而转吉为凶。所幸丑土含金,卯木难以损坏己土官星之根,因此命主能安然避居家乡,娶妻成家(卯木桃花合入亥水)。不久又再赴日本读书。同年,与梁启超结为好友,并和其《少年中国说》而作《湖南少年歌》,发表于《新民丛报》上。其中“若道中华国果亡,除非湖南人尽死”之句,常为湖南爱国志士所引用。
30岁运转庚辰,偏印主事,命主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,研究各国宪政。汪精卫是其同学。此时留日学生爱国热情高涨,保皇派与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。命主由于伤官运走完,心性也随之变得不再激进。他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,效法英、德等国,建立一个君主、国会、责任内阁三位一体的宪政制度。他热心国事、友善同学、才华出众,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声望颇著。蔡锷在留日期间“与杨度最善”,休假日必到杨度家蹭饭。31岁乙巳年,财星得根合制申金,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,旋又被推举为维护粤汉铁路学生代表团总代表。他带头请愿,发表《粤汉铁路议》,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,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。他根据老师的对策,提出官绅筹款自办。并拜见张之洞,力请其从中斡旋。不久,粤汉铁路收回自办,他圆满完成任务,声望大增。
此间,他在东京还和孙中山先生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过数次,“聚议三日夜不歇,满汉中外,靡不备论;革保利弊,畅言无隐。”(引自章士钊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》)。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,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,促成孙黄合作。不久,同盟会成立,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,杨婉拒。他与孙中山相约:“吾主君主立宪,吾事成,愿先生助我;先生号召民族革命,先生成,度当尽弃其主张,以助先生。努力国事,斯在今日,勿相妨也。”
32岁丙午年,财官有力,清政府派出载泽、端方、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。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,杨度写了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》和《实行宪政程序》(梁写《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》),由此爆得大名。是年,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。
33岁丁未年,丑未戌三刑,杀印两旺,格论杀印相生。命主发表14万字的巨论《金铁主义》,宣传君主立宪,主张成立政党,召开国会,实行宪政。他还组织政俗调查会(后改名宪政公会),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。此外,他还出任湖南宪政公会会长,联络湖湘名流联名上奏,呼吁实行宪政,开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。次年戊申,杀星透清,相神有力,袁世凯、张之洞联名保举命主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兼颐和园宪政讲师,于是他便成了清政府的“宪政专家”和“宪政高级讲师”,官居候补四品。其工作就是为政府起草各种有关立宪的文件,以及时常到颐和园给王公贵族们恶补“法治课”。
命主和袁世凯私交颇深,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“非常之人”,而他就是帝师。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,杨度竟敢拒不草诏,冒死论救。辛亥革命爆发后,他成了袁的幕僚。袁当政,则任他为内阁学部大臣。由于他与孙中山、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,因而经常充当和事老调停于南北争斗之间。黄兴、胡瑛等人多次邀请他加入国民党,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,他才可以考虑。
40岁入辛巳运,流年逢甲寅,财虽旺而官不透,好事不足之象。袁世凯解散国会,改命主统计局局长一职为参议员参政、政治会议议员,仍然没有什么实权。次年,命主呈送《君宪救国论》给袁世凯,说“中国如不废共和,立君主,则强国无望,富国无望,立宪无望,终归于亡国而已……故以专制之权,行立宪之业,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。”此论暗合袁世凯称帝之野心,赞其为“至理名言”,并令手下人付印,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。他还亲自赐匾题字,称杨为“旷代逸才”。是年乙卯,伤官主事,但因卯戌合而不坏事,命主与孙毓筠、刘师培、严复等人组织“筹安会”,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。谁知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并非命主所想象的那种宪政体制,什么国会,什么责任内阁,什么法治,全然只是做做样子,并无实际内容。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。次年丙辰,丙辛合引发巳亥冲,反而将巳火喜神冲掉,辰戌冲大开水库,比劫泛滥,人气扫地,命主随袁世凯一起身败名裂,而且再次遭到政府通缉。袁死前大呼“杨度误我!”而杨在给袁的挽联上则申辩说“君宪负明公,明公负君宪!”
在国人皆骂命主的时候,唯老友蔡锷知其苦衷,他在当年九月临死前的遗嘱中说“湘人杨度,曩倡《君宪救国论》,附袁以行其志,实具苦衷,较之攀附尊荣者,究不可同日语。望政府为国惜才,俾邀宽典。”
命主在医国失败、救民无方的情况下伤心绝望,决意披发入山,遁入空门,不再过问世事。此后,他隐居在天津、青岛外国租界里,闭门学佛,在出世、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、反省过去。通过几年时间的佛学洗礼,命主对佛学产生了新的认识,他认为“无我即佛;一心无二即佛;自由平等即佛”,提出了“无我主义”的“新佛教论”。并说自己:“除救世外无事,除慈悲外无心。愿作医生,偏医众疾。”他从佛学中领悟到的东西,还是他自己原来的医国救世思想。
于是,他从失败中解脱出来,又以无我的精神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浩荡洪流之中。他不再执着于什么主义,什么党派,只要能医国救民就行!他兑现他当年对孙中山许下的诺言,支持民主共和的主张。他于48岁壬戌年加入国民党,并任孙中山特使,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,制止吴佩孚援助陈炯明,帮助孙中山度过了政治危机。孙说:“杨度可人,能履行政治家诺言”。
此后,杨度奔走在孙中山旗下,即使是在孙先生去世后,他还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。张宗昌对他言听计从,并向张作霖保举让他出任教育总长。可惜,大运在巳,遭到命局亥水回冲,不是好运。他这个千夫所指的“帝制余孽”既不会被政府起用为教育总长,也更不会被国民党重用。
50岁运转壬午,官杀不透而透比劫,为因朋友破财之运。53岁丁卯年,壬水合克太岁,命主通过孙中山结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,他开始把救国的宿愿寄希望于共产主义。不久,李陷囹圄,命主变卖家产、罄尽积蓄,极力设法营救。次年寓居上海,佯以卖字画为生,实则在杜月笙门下做“清客”,周旋于各色人物间为共产党搜集情报,并利用住所掩护进步人士。55岁己巳年,在共产党陷于白色恐怖而濒临绝境的时候,命主申请加入共产党,获周恩来批准。
57岁辛未年,午未合土,将喜神午火合坏,并与月柱天克地冲,大破官格,命主的肺病、胃病等旧疾复发,于当年九月不治。
后世对于杨度的评价极不一致,有的人说他是“投机分子”,有的人说他是“袁世凯的一条狗”,他的老师王闿运则说他是一个“憨直”的“书痴”。他曾将杨度与蔡锷比较,认为杨度才高气傲,以澄清天下自许,往往是考虑不周,急于求成;蔡锷智虑深沉,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。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,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。
纵观其一生,他始终是一介书生,更准确一点说,他是一介憨直的书生。他先后参加过几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党派,也改变过几次政治观点,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那颗医国救民的赤子之心。他始终抱定的只有一种精神,那就是湖湘文化中那种心忧天下、经世致用的精神。和那些欺世盗名的政客相比,他的确显得很幼稚,很单纯,很书生气,很不合时宜,但他那种对国家、对民族不离不弃的精神,那种以理想为重以名利为轻、以国民为重以政治信仰为轻的做派,却是任何政客都不能做到的。
旷代逸才杨度
作者 黄大陆
在中国近代政坛上有一位奇而且怪的人物,他为了实现自己医国救民的政治抱负,先后参加过几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派别。他先是拥护保皇党变法维新,为康有为呐喊;不久又支持革命党造反,与蔡锷关系最善;后来又组织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,给袁世凯帮忙;再后来又加入国民党,任孙中山特使;再再后来他又加入共产党,变卖家产“闹革命”。此外,他还是张宗昌的座上宾,杜月笙门下的“清客”,同时他还是中国互济会同盟、中国科学家同盟和中国自由大同盟等组织的成员。他一身光怪陆离,闪耀着各种政治色彩,有人以为他是一条政治上的变色龙,一个唯利是图的政治婊子,然而了解他的人又认为他是一个“憨直”的“书痴”,是一个痴心不改、虽九死而不悔的理想主义者。他就是杨度。
杨度出生于1874年农历腊月初三亥时,其八字为:
食 财 日 印
甲 丁 壬 辛
戌 丑 申 亥
10岁 20岁 30岁 40岁 50岁
大运: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
丑土官星当令,透出辛金印星,格成印赖官生。戌土七杀混官,有甲木食神盖头去之,格清而局正。独官当令,本当巨贵,可惜戌丑申均带金,用神印星太多,丁火财星无根,又被壬水合住,生官裁印之力甚微,印重官轻,贵气大减。
印星当令得用,显示命主科举有望,文上有成。正官为相,则显示命主的信仰比较传统,缺乏反叛精神,但印重官轻则又显示命主少刚断明敏之才,多进退狐疑之心。丁火财星坐丑墓,为父亲平庸而早丧之兆。
命主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,父亲杨懿生终身务农,兼做红白喜事的吹鼓手。命主10岁时父亲因病去世,命理上的原因是大运入戊,七杀透出,引动丑戌刑而收丁火财星入墓,故丧父。命主和妹妹被伯父杨瑞生(朝阳镇总兵)收养。生活无忧,学业无碍。
19岁癸巳年,大运在寅,财星得根,流年癸水合戊杀,寅巳申三刑发贵,命主高中举人。
20岁运转己卯,正官透清,流年逢甲午,甲木在卯有根,直克己土官星,命主会试落榜。21岁乙未年又是伤官克官,命主会试再度落榜。这年他还参加了康有为发起的“公车上书”活动,支持变法维新。在两考失意之后,命主返乡拜在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门下,重新学习,欲图来年再进京一搏。其师王闿运有三门学问分别传授给他的学生:一是普通人应付科举考试的“功名之学”;二是发挥各自特长的“艺文之学”,木匠出身的齐白石是他的学生;三是他自认为最高的“绝学”即所谓“帝王之学”。这一“学”,是用来治国平天下,可以为帝王师的高等学问。王闿运认为,只有特别聪明的学生才有资格学习它。而杨度在13岁时就显得卓尔不凡、堪成大器,当时王闿运亲自到杨家将其收为弟子。现在杨度入学,王闿运便用三年功夫将自己的“绝学”悉心传授给了这位心爱的“杨贤子”。这对命主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命主曾与友人说:“余诚不足为帝王师,然有王者起,必来取法,道或然与?”
为了真正能学到医国救民之术,杨度并不满足于老师传授的老式方略。在学成之后,他开始研究新学。湖南搞新政时,谭嗣同、熊希龄、唐才常、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,杨度和他的同学蔡艮寅、刘揆一等同在一起听课、讨论国事。
28岁壬寅年,驿马星发动,命主又将目光转向西学。他不顾老师劝阻,自费留学日本。因大运走伤官,叛逆心强。受同学黄兴等留日学生影响,思想日趋激进。他创办《游学译编》,抨击教育弊端。又以《支那教育》为题发文在梁启超的《新民丛报》上,赢得了许多留日学生的赞扬和支持。
29岁癸卯年,命主被保荐入京参加科考,获一等第二名,但朝廷怀疑他是唐才常一伙的革命党,将其除名并予通缉。本来命运卯戌合火,去杀留官是好事,无奈甲木伤官伤克大运己土官星,故而转吉为凶。所幸丑土含金,卯木难以损坏己土官星之根,因此命主能安然避居家乡,娶妻成家(卯木桃花合入亥水)。不久又再赴日本读书。同年,与梁启超结为好友,并和其《少年中国说》而作《湖南少年歌》,发表于《新民丛报》上。其中“若道中华国果亡,除非湖南人尽死”之句,常为湖南爱国志士所引用。
30岁运转庚辰,偏印主事,命主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,研究各国宪政。汪精卫是其同学。此时留日学生爱国热情高涨,保皇派与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。命主由于伤官运走完,心性也随之变得不再激进。他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,效法英、德等国,建立一个君主、国会、责任内阁三位一体的宪政制度。他热心国事、友善同学、才华出众,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声望颇著。蔡锷在留日期间“与杨度最善”,休假日必到杨度家蹭饭。31岁乙巳年,财星得根合制申金,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,旋又被推举为维护粤汉铁路学生代表团总代表。他带头请愿,发表《粤汉铁路议》,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,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。他根据老师的对策,提出官绅筹款自办。并拜见张之洞,力请其从中斡旋。不久,粤汉铁路收回自办,他圆满完成任务,声望大增。
此间,他在东京还和孙中山先生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过数次,“聚议三日夜不歇,满汉中外,靡不备论;革保利弊,畅言无隐。”(引自章士钊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》)。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,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,促成孙黄合作。不久,同盟会成立,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,杨婉拒。他与孙中山相约:“吾主君主立宪,吾事成,愿先生助我;先生号召民族革命,先生成,度当尽弃其主张,以助先生。努力国事,斯在今日,勿相妨也。”
32岁丙午年,财官有力,清政府派出载泽、端方、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。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,杨度写了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》和《实行宪政程序》(梁写《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》),由此爆得大名。是年,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。
33岁丁未年,丑未戌三刑,杀印两旺,格论杀印相生。命主发表14万字的巨论《金铁主义》,宣传君主立宪,主张成立政党,召开国会,实行宪政。他还组织政俗调查会(后改名宪政公会),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。此外,他还出任湖南宪政公会会长,联络湖湘名流联名上奏,呼吁实行宪政,开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。次年戊申,杀星透清,相神有力,袁世凯、张之洞联名保举命主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兼颐和园宪政讲师,于是他便成了清政府的“宪政专家”和“宪政高级讲师”,官居候补四品。其工作就是为政府起草各种有关立宪的文件,以及时常到颐和园给王公贵族们恶补“法治课”。
命主和袁世凯私交颇深,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“非常之人”,而他就是帝师。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,杨度竟敢拒不草诏,冒死论救。辛亥革命爆发后,他成了袁的幕僚。袁当政,则任他为内阁学部大臣。由于他与孙中山、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,因而经常充当和事老调停于南北争斗之间。黄兴、胡瑛等人多次邀请他加入国民党,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,他才可以考虑。
40岁入辛巳运,流年逢甲寅,财虽旺而官不透,好事不足之象。袁世凯解散国会,改命主统计局局长一职为参议员参政、政治会议议员,仍然没有什么实权。次年,命主呈送《君宪救国论》给袁世凯,说“中国如不废共和,立君主,则强国无望,富国无望,立宪无望,终归于亡国而已……故以专制之权,行立宪之业,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。”此论暗合袁世凯称帝之野心,赞其为“至理名言”,并令手下人付印,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。他还亲自赐匾题字,称杨为“旷代逸才”。是年乙卯,伤官主事,但因卯戌合而不坏事,命主与孙毓筠、刘师培、严复等人组织“筹安会”,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。谁知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并非命主所想象的那种宪政体制,什么国会,什么责任内阁,什么法治,全然只是做做样子,并无实际内容。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。次年丙辰,丙辛合引发巳亥冲,反而将巳火喜神冲掉,辰戌冲大开水库,比劫泛滥,人气扫地,命主随袁世凯一起身败名裂,而且再次遭到政府通缉。袁死前大呼“杨度误我!”而杨在给袁的挽联上则申辩说“君宪负明公,明公负君宪!”
在国人皆骂命主的时候,唯老友蔡锷知其苦衷,他在当年九月临死前的遗嘱中说“湘人杨度,曩倡《君宪救国论》,附袁以行其志,实具苦衷,较之攀附尊荣者,究不可同日语。望政府为国惜才,俾邀宽典。”
命主在医国失败、救民无方的情况下伤心绝望,决意披发入山,遁入空门,不再过问世事。此后,他隐居在天津、青岛外国租界里,闭门学佛,在出世、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、反省过去。通过几年时间的佛学洗礼,命主对佛学产生了新的认识,他认为“无我即佛;一心无二即佛;自由平等即佛”,提出了“无我主义”的“新佛教论”。并说自己:“除救世外无事,除慈悲外无心。愿作医生,偏医众疾。”他从佛学中领悟到的东西,还是他自己原来的医国救世思想。
于是,他从失败中解脱出来,又以无我的精神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浩荡洪流之中。他不再执着于什么主义,什么党派,只要能医国救民就行!他兑现他当年对孙中山许下的诺言,支持民主共和的主张。他于48岁壬戌年加入国民党,并任孙中山特使,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,制止吴佩孚援助陈炯明,帮助孙中山度过了政治危机。孙说:“杨度可人,能履行政治家诺言”。
此后,杨度奔走在孙中山旗下,即使是在孙先生去世后,他还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。张宗昌对他言听计从,并向张作霖保举让他出任教育总长。可惜,大运在巳,遭到命局亥水回冲,不是好运。他这个千夫所指的“帝制余孽”既不会被政府起用为教育总长,也更不会被国民党重用。
50岁运转壬午,官杀不透而透比劫,为因朋友破财之运。53岁丁卯年,壬水合克太岁,命主通过孙中山结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,他开始把救国的宿愿寄希望于共产主义。不久,李陷囹圄,命主变卖家产、罄尽积蓄,极力设法营救。次年寓居上海,佯以卖字画为生,实则在杜月笙门下做“清客”,周旋于各色人物间为共产党搜集情报,并利用住所掩护进步人士。55岁己巳年,在共产党陷于白色恐怖而濒临绝境的时候,命主申请加入共产党,获周恩来批准。
57岁辛未年,午未合土,将喜神午火合坏,并与月柱天克地冲,大破官格,命主的肺病、胃病等旧疾复发,于当年九月不治。
后世对于杨度的评价极不一致,有的人说他是“投机分子”,有的人说他是“袁世凯的一条狗”,他的老师王闿运则说他是一个“憨直”的“书痴”。他曾将杨度与蔡锷比较,认为杨度才高气傲,以澄清天下自许,往往是考虑不周,急于求成;蔡锷智虑深沉,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。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,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。
纵观其一生,他始终是一介书生,更准确一点说,他是一介憨直的书生。他先后参加过几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党派,也改变过几次政治观点,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那颗医国救民的赤子之心。他始终抱定的只有一种精神,那就是湖湘文化中那种心忧天下、经世致用的精神。和那些欺世盗名的政客相比,他的确显得很幼稚,很单纯,很书生气,很不合时宜,但他那种对国家、对民族不离不弃的精神,那种以理想为重以名利为轻、以国民为重以政治信仰为轻的做派,却是任何政客都不能做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