斗法：以各种算命方法来解决同一个问题

　　从古到今，各种神算大师的故事非常之多，言者多凿凿，我们听着都像真的。有说风水先生的，某时某地看某家的阴宅，只是看了看山川水势，马上就判断出这家人多少年的吉凶祸福，而且还尽是细节，就像卜楚丘和卜招父这些人说的话似的，当然了，也是断尽一生，无比灵验。

　　还有看面相和手相的，大师也能马上断出你的一生，具体到多少岁的时候会做什么官，多少岁的时候会讨老婆，等等等等。

　　这些东西听得多了，我不免产生了一个疑问：中国有这么多算命的方法，每一种好像都有能力断尽人的一生，这是不是意味着，无论你是请人相面还是请人看风水，或者批八字、算《周易》，只要算命先生都是货真价实的能通过各自职业资格考试的人，那么，它们给你批算的结果都会不约而同？

　　这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些大师一起来占卜一件事，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？

　　我那时就在想：如果我有了足够的钱，就去搞这样一个研究项目，这该多有意思啊！

　　——其实呢，这种事还真有人做过。

　　虽然把全国各个算命大师召集到一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但在皇帝眼里这却不难。汉武帝如果不是中国历史上最迷恋方术的皇帝，也是最迷恋方术的皇帝之一，在褚少孙补写的《史记》里，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

　　汉武帝召集了各大流派的算命专家，问他们在某一天是不是适合娶媳妇。这场面才真叫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，忙活了一番之后，五行家说适合，堪舆家说不适合，建除家说不适合，丛辰家说不但不适合，而且大凶，历家说小凶，天人家说小吉，太一家说大吉，这些大师闹开了锅了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反正都说自己对。

　　那到底该听谁的呢？

　　有人可能会说：“那就在这个日子找一对小男女结个婚试试，然后派人观察着他们，看看他们的婚姻生活到底是幸福美满还是鸡飞狗跳？”

　　是呀，汉武帝是皇帝，他完全有能力做这个实验嘛。

　　——但问题是，即便真做了这个实验，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。你想想，如果这小两口婚姻美满，难道就能说明当初说“吉”的那些专家们是正确的吗？你才观察了多长时间？两年？三年？可如果第四年出了变故了呢？如果第四十年出了变故了呢？更可怕的是，如果像陈完那个例子似的，要到第八代重孙子才能看到最后结果，这谁能等得了啊！

　　你可能还会说：“虽然如此，可是，凶比吉要容易判断，如果这小两口不到一年就闹离婚了，不就不用我们再无止境地往后观察了么，不是马上就能判断是当初那些说‘凶’的专家们说对了么？”

　　——可是，这依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。不记得我在最前边讲过的塞翁失马的例子了吗？同样的道理，人家小两口虽然不到一年就离婚了，可是，也许离婚之后若干年，男人高官显爵，女人凤冠霞帔，还各自找到了更好的归宿，这不正说明了离婚是“吉”么？——如果再深究，如果多年之后又发生变故了呢？

　　所以说，无论吉凶，你都验证不了，哪怕你是皇帝。

　　如果我是汉武帝，我可能会找一千对男女在这一天搞个盛大的集体婚礼，然后派专人对这一千对夫妻作跟踪调查，每年把结果作一次数据的汇总和分析，每十年作一个阶段性报告。并且，这项工作在我死后也要继续，跟踪这一千对夫妻的子孙（这可是几何级数的人口增长啊），到五百年之后，研究告一段落，汇总和分析全部的数据，看看能得出什么比较明确的结论。

　　一个历时五百年的大项目啊！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地球的历史足有四十六亿年，区区五百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，只能让一只狐狸刚刚成精而已。

　　但汉武帝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耐心，一只狐狸成精的时间足够让他投胎好几十次了。所以，汉武帝对这个八仙过海的结果采取了专制时代特有的决定方式——唯上不唯实，皇帝说了算。汉武帝说：“有死忌的话要避开，其他就听五行家的好了。”

　　看来在汉武帝的眼里，五行是所有这些算命方法当中最权威的。这也不难理解，在他那个时代，五行学说非常主流，那位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董仲舒就很擅长这一套，从五行生克到天人感应，神秘非常。

　　有人可能会说：“这么看来，还是讲五行八卦的《周易》最灵光呀！”

　　——这可不对。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，觉得五行和八卦是一套东西，其实《周易》里边一点儿也没有五行的影子，把五行和八卦掺和在一起是后人干的事，他们不但掺和了五行和八卦，还把什么干支、生辰八字、风水等等全都和五行八卦搅在一起，所以就越搞越复杂。我们如果溯本求源，把脉络看清楚，就会发现这些东西本来全是各成体系、毫不相干的。

　　不但五行和八卦本来没联系，甚至连阴阳和八卦本来也是没关系的。《周易》的阴爻和阳爻虽然号称阴阳，其实就是奇数和偶数而已，古代的阴阳家讲的另有一套道理，和《周易》完全无关。

　　我这些话是不是有点儿挑战了一些人的常识？呵呵，各位不妨自己考证一下。大概也有很多人会质疑：“《周易》怎么会和阴阳都没关系呢？《周易》里边明明说了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吗？”

　　——我前边一再提醒大家，读《周易》的时候要把《易经》和《易传》分开，这句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就不是《易经》里的，而是《易传》里的，具体说就是《系辞》里的，是战国以后的人对《易经》所作的哲学化的阐发。我们如果只看《易经》，会很惊讶地发现：这里边不但根本没有阴阳观念，就连“阴”和“阳”这两个字都从来没有。所谓阴爻和阳爻，你完全可以把它们当作奇数爻和偶数爻，或者当作黑棋子和白棋子，或者当作苹果和鸭梨，反正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就行。阴阳之说完全是《易传》赋予的，咱们看的《左传》这些案例，又有哪个在原文里就提到阴阳了？不单我解说的这几个案例，在《左传》所有案例中，无论是占卜还是算卦，从没一次提过什么阴阳。

　　看过了汉武帝的这个小故事，咱们还得回到《左传》。《左传》里也记载过一个类似的事件——当然了，《左传》时代还没有像汉朝那么多的算命招数，所以只是乌龟和蓍草斗法，也就是甲骨占卜和《周易》算卦斗法。这件事发生在鲁哀公九年，站在汉武帝位置上的是晋国大贵族赵简子。

　　我在《孟子他说》第三册里介绍过赵简子其人，这里就不多说了，反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啦，简单提两句大家都知道的事：他爷爷就是戏里的那个“赵氏孤儿”，他还射伤过一只著名的狼，这只狼被好心的东郭先生救了一命。

　　赵简子现在要打仗了，但他还没想好到底要去打谁。第一个选择是攻打齐国，第二个选择是救援郑国，郑国现在正被宋景公打得抬不起头来。（还记得宋景公吧？以前我可讲过“宋景守心”的故事。）

　　打仗可是大事，需要占个卜请示一下老天爷；遇到疑难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占个卜。那么，既是打仗的事，又拿不定主意，那是一定要占卜的了。天可怜见，不晓得哪只乌龟又要倒霉了！

　　一个乌龟壳，经过了一套复杂的摆弄程序，终于呈现出一个兆头。

　　一个兆头可不是一段文字，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地说该打齐国还是该援郑打宋。兆头到底说的是什么，只有专家才能看懂。赵简子身边就带着这样的专家，而且，还是三个专家。

　　有看头吧，三个专家分别解读同一个兆头。这个兆头是：水适火。也就是说：水流向火。

　　你先想想，水流向火，嗯，你能从中预测出什么吗？

　　《左传·哀公九年》

　　晋赵鞅卜救郑，遇水适火，占诸史赵、史墨、史龟。史龟曰：“是谓沈阳，可以兴兵。利以伐姜，不利子商。伐齐则可，敌宋不吉。”史墨曰：“盈，水名也。子，水位也。名位敌，不可干也。炎帝为火师，姜姓其后也。水胜火，伐姜则可。”史赵曰：“是谓如川之满，不可游也。郑方有罪，不可救也。救郑则不吉，不知其他。”阳虎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《泰》之《需》，曰：“宋方吉，不可与也。微子启，帝乙之元子也。宋、郑，甥舅也。祉，禄也。若帝乙之元子归妹，而有吉禄，我安得吉焉？”乃止。

　　还是看看专家们是怎么预测的吧。

　　这三位专家分别叫作史赵、史墨、史龟。他们可不是史家的哥儿仨，名字前边的那个“史”字表示的是“史官”，所以“史赵”这种称呼其实等同于英文里的Professor Zhao或者Dr. Zhao。

　　史龟先来解释：“是谓沈阳，可以兴兵。利以伐姜，不利子商。伐齐则可，敌宋不吉。”

　　这话好像不难理解，没太多玄的虚的。咦，怎么连“沈阳”都有啊？“是谓沈阳，可以兴兵”难道是说适于兵发沈阳？而且，看来沈阳的历史真够悠久的啊！

　　其实呢，此“沈阳”非彼“沈阳”。中国东北那个沈阳市最早得着“沈阳”两个字是在元朝，元朝人把沈州改为了沈阳路——元朝的“路”大体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。因为当地有一条河叫做沈河，古人把河的北岸称为阳，河的南岸称为阴，所以，沈河北边的这片地方就叫沈阳。

　　就地理上的阴阳稍微多说两句。中国很多地名叫什么阴、什么阳，大多都是这么起的。有人可能一下子会想起来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的开头：“会稽山阴之兰亭”，那么，这个著名的兰亭应该就在“会稽山阴”，也就是会稽山的南边了？

　　不是，恰恰相反，山阴是在山的北边。

　　河与山的阴阳分类是相反的，山的南边和水的北边为阴，山的北边和水的南边为阳。所以，沈阳是在沈河的北边，而会稽山的北边却叫山阴。

　　另外，如果你看到的《兰亭集序》有注释说“会稽山阴”是指会稽郡山阴县，你可别马上认为我说错了。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对，至于王羲之当时到底想表达的那种说法，他这文字有歧意，所以我们也搞不清。

　　话说回来，史龟所谓的“沈阳”肯定不是指沈阳市，这个“沈”其实就是“沉”，这在古文里非常常见。记得国民党有个特务后来经常写书的，叫沈醉，大概这个笔名就是取“沉醉”的意思。

　　至于“沉阳”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了，可能是指阳气下沉，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情况。我们惟一能够推知的是，“是谓沈阳，可以兴兵。利以伐姜，不利子商。”这几句是押韵的：阳、兵、商在古音是一个韵。所以，这话可能是出自一套和《易经》类似的记载着各种卜辞的书。

　　好在，不知道什么是“沉阳”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后几句的意思。后面几句实在说得太清楚了，简直不像算命先生的话了：可以出兵，利于攻打姓姜的，不利于攻打姓子的。于是史龟自己给下了个结论：打齐国会有利，别打宋国。

　　如果甲骨占卜也像《周易》一样流传下来，我们还真不知道当我们占到这样一兆的时候，得到的卜辞是“利于攻打姓姜的，不利于攻打姓子的”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现在社会上好像已经没有姓子的了，我们该打谁才好呢？

　　在当时，所谓“姓姜的”，是指姜姓的人统治的齐国；所谓姓子的，是指子姓的人统治的宋国，而宋国又是商朝贵族的遗民国家，所以卜辞里才说“子商”。

　　我再稍微罗嗦两句，借机说个历史小知识：春秋时代的人名乱得讨厌，其中最容易引起误会的一个是“姬”，一个就是“子”。我们读到一个女人叫穆姬，以为就是个贵族太太，于是理解成“穆太太”甚至“穆姑娘”，那就错了，这我在前边已经说过了。而“子”也和“姬”一样，是个姓，宋国贵族都姓子，所以，儒家那位“孟子”的意思是“孟先生”，或者“孟老师”，可如果有个女人也叫孟子，那可就不是“孟老师”的意思了，而是表示她是宋国贵族之女，姓子，排行老大（孟表示排行，是老大），所以，这个女孟子就应该翻译成“子家大小姐”。

　　听过了史龟的意见，咱们再看看史墨怎么说。

　　史墨看了看史龟刚刚看过的乌龟壳，看着这个“水流向火”的征兆，说：“盈，水名也。子，水位也。名位敌，不可干也。炎帝为火师，姜姓其后也。水胜火，伐姜则可。”

　　甲骨占卜的具体方法早已失传了，所以史墨前边这几句就卜论卜我们是看不懂的，大体上看，他是说有个叫“盈”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水的名字，嗯，这话也许就像说“黄河是河的名字”吧，如果假设成立，那就意味着乌龟壳上显示了一条叫做盈水的河。然后，史墨从乌龟壳上还看出了一个“子”，他解释说，“子”是水的位置。嗯，这也许是用天干地支表示方位吧，如果假设成立，那么，“子”表示的是北方。

　　史墨解释了盈是水的名字，子是水的位置，照我的胡猜，这意思就是：有一条盈河在我们的北方。史墨接着说：“名位敌，不可干也。”意思是：名字和位置配合得当，所以招惹不得。——这句话可相当明确。

　　继续我的胡猜：乌龟分别显示了两个信息，一个是“盈”，一个是“子”，而现实生活中真有一条河叫做盈河，就在我们的北方，北方又恰恰是“子”所代表的方位。所以呢，“盈”和“子”是配合得当的，凡是和“盈”沾边或者和“子”沾边的东西我们最好都不要去招惹。

　　反正，不管史墨那套“盈”和“子”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搞不清也没关系，只要知道最后结论就好：别惹姓子的。这也就是说，别惹宋国。

　　有人可能不信我的话，会质问一下：“人家原文明明说的是‘名位敌’，表示‘名’和‘位’是敌对关系，所以应该开打才是呀，可你为什么解释成‘名和位配合得当’呢？”

　　——要知道，这个“敌”确实就是“相当”的意思。

　　我以前读吴梅村写崇祯皇帝私生活的一首长诗，里边有一句“故剑犹存敌体温”，我死活就看不懂，心想：这上下文全是写夫妻关系呀，怎么突然来了个敌人呢？我当时就是不知道“敌”的这个意思，更要命的是，这句里不但有“敌”，还有个“剑”，更把我往歪处引。这句的正解是：“敌体”就是countpart，皇帝的女性countpart不就是皇后么，那个“故剑”是个典故，是讲汉朝皇帝夫妻生活的一个故事，表示对结发妻子的不忘情。看看，这么温存的一句诗，如果从字面上看，意思就像是说：一把随身多年的宝剑上还存留着敌人的体温。

　　不好意思，又扯远了，再回来听听史墨的。他说完了不可攻打宋国之后，接着说：“炎帝为火师，姜姓其后也。水胜火，伐姜则可。”意思是：乌龟说咱们应该去打齐国。

　　史墨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？他说炎帝和火有过密切关系，而姜姓是炎帝的后人，所以“水流向火”的这个兆头就意味着象征子姓宋国的水流向了象征姜姓齐国的火，水把火给浇灭了，那还是打齐国别打宋国好了。

　　细心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产生疑问：“不对吧，前边讲陈完那卦的时候不是说姜姓是太岳的后人么，怎么这里又说他们是炎帝的后人了？”

　　答案是：姜姓确实是太岳的后人，而太岳又是炎帝的后人，至少上古传说有这种说法。

　　好了，史墨的结论说完，和史龟的意见一致。我们再请出第三位专家。

　　第三位专家史赵也过来看了看这个“水流向火”的征兆，贡献意见说：“是谓如川之满，不可游也。郑方有罪，不可救也。救郑则不吉，不知其他。”意思是说：“这征兆表现的正如大河涨水，没法游过去；郑国有罪，不能去救他们。我只从中看出了救援郑国不吉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”

　　史赵看来功力比前两位差一些，但结论倒也近似：不救郑国就等于不向宋国开战，那就去打齐国呗。但他这个逻辑关系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只能推测出“盈”和“水”联系起来表示大河涨水，也“不知其他”了。

　　一个乌龟，三个专家，虽然说法各有各的，但大致意见倒也差不多。

　　有人可能会问：“如果按照现在的双盲实验原则，让这三位各自在毫无别人意见影响的情况下来下结论，还会是这个结果吗？”——这个问题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。

　　我们这本书到底不是讲甲骨的，现在，又出来了第四位专家。

　　严格说，这位还称不上专家，他只是个票友，要拿《周易》再算一次。

　　这个票友就是大名鼎鼎的阳虎，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反派，和儒家祖师爷孔子很有过一番恩怨瓜葛。现在的阳虎正是虎落平阳的时候，流亡国外，投奔了晋国的赵简子。读过《论语》的朋友恐怕没有不知道阳虎的，可不一定知道阳虎还会算卦吧？

　　专业级的大师在正式场合一般都鼓捣乌龟，而《周易》更多时候只是非正式场合或者是票友玩的。现在，在三位专家之后，票友阳虎也跟着算了一卦，这一卦算出来的是：泰之需。

　　所谓“泰之需”，就是泰卦变为需卦。泰卦从下数的第五根爻是根阴爻，这根阴爻看来是老阴，所以变为阳爻，其他爻不变，这就构成了新的一卦：需卦。

　　现在我们应该比较熟练了吧，遇到这种卦像，知道决定吉凶的是泰卦第五爻的爻辞。我们查查《周易》里边泰卦的相关内容：

　　泰：小往大来，吉，亨。

　　《彖》曰：“泰，小往大来。吉，亨。”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内阳而外阴，内健而外顺，内君子而外小人，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也。

　　《象》曰：天地交，泰。后以财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

　　初九，拔茅茹以其汇。征吉。

　　《象》曰：“拔茅征吉”，志在外也。

　　九二，包荒，用冯河，不遐遗。朋亡，得尚于中行。

　　《象》曰：“包荒，得尚于中行”，以光大也。

　　九三，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。艰贞无咎。勿恤其孚，于食有福。

　　《象》曰：“无往不复”，天地际也。

　　六四，翩翩，不富以其邻，不戒以孚。

　　《象》曰：“翩翩，不富”，皆失实也。“不戒以孚”，中心愿也。

　　六五，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。

　　《象》曰：“以祉元吉”，中以行愿也。

　　上六，城复于隍，勿用师，自邑告命。贞吝。

　　《象》曰：“城复于隍”，其命乱也。

　　哪一句话才是我们需要的呢？这也应该熟练了吧？

　　不错，是这句：“六五，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。”意思是：“帝乙嫁闺女，有福，大吉。”

　　帝乙是个人名，他是商朝的一位国王，是那位著名的商纣王的老爸。在我们看来，这卦是用帝乙嫁闺女来形容婚礼的喜庆场面。不管这个理解对不对吧，反正爻辞最后是说“大吉”。

　　对，爻辞的意见很明确：大吉。

　　可问题是，到底打齐国是大吉呀，还是救郑打宋是大吉呀？

　　还是看看阳虎是怎么解释的吧。

　　阳虎用的爻辞和我们用的一模一样，这就说明：第一，我们和阳虎用的《周易》版本相同；第二，我们和阳虎判断卦像所用的方法也相同。这对我们真是个大大的鼓励啊！

　　阳虎的解释是：“宋方吉，不可与也。微子启，帝乙之元子也。宋、郑，甥舅也。祉，禄也。若帝乙之元子归妹，而有吉禄，我安得吉焉？”意思是说：宋国的当家人都是微子启的后代子孙，而微子启则是帝乙的长子，所以“帝乙嫁闺女”也就意味着宋国人嫁闺女。宋国人也确实嫁了闺女，他们把女孩子嫁给了郑国国君，所以宋国和郑国是联姻的关系。再推想一下，如果作为帝乙后代的宋国人嫁闺女是大吉，那不就等于大吉是落在宋国的头上么？如果我们去打宋国，恐怕得不到什么好处。

　　——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已经看过了好几位大师的解卦过程，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反正我觉得就属阳虎这几句话逻辑最严密，也最合情合理。

　　如果单从结论来看，三位专家加一位票友，结论一致：郑国不能救，宋国不能惹，如果非要打，那就打齐国。赵简子一看，嚯，意见这么统一啊，那就听你们的吧。

　　赵简子的疑难问题倒是解决了，可我们更糊涂了。不错，阳虎的推论最合逻辑，可是，如果换到现在，我不知道晚饭该吃馒头还是该吃米饭，于是算了一卦，也得出了这个“泰之需”，那我该怎么解释呢？帝乙到底是跟馒头亲呢，还是跟米饭亲？

　　别笑，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。你以为它荒谬而不会有答案吗？呵呵，只要认真，就有答案。

　　馒头是面做的，面是小麦磨出来的；而米饭呢，是稻子加工成的。

　　这就有线索了吧？

　　有人可能根据这个线索很快得出答案：商朝主要活动区域在现在的河南一带，北方稻子少，小麦多，所以帝乙跟小麦最亲，所以晚饭该吃馒头。

　　——可是，错了！商朝的时候气候和现在不一样，当时河南一带雨量充沛，风景如画，有片片竹林，还有大象徜徉，宛如西双版纳一般。从考古发现上看，商朝的领地上不大会有小麦，但有水稻。

　　而且，稻子还是当时的高级粮食，这一高级，那肯定就是帝乙常吃的呗，而且稻子还能酿酒，这也是上层统治者才能享受的啊。

　　结果这就出来了：帝乙跟稻子亲，和小麦却没什么关系，所以，“帝乙归妹”这个爻辞告诉了我晚饭吃米饭会“大吉”。

　　看，这个思路还是能够推广的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