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风水”是“风光山水”的简称,其基本内容和规范,体现在“风水说”和“风水术”两个层面。风水说”即“藏风得水说”,是为活人住的阳宅和死人住的阴宅择地、选址的一种思想和学说。“风水术”则是指导人们选择和处理住宅与坟地的位置、朝向、布局、营建、择日的方法和手段,是选择居处环境的一种术数。
中日韩三国“风水”,同源而异流。三国的“风水说”和“风水术”,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迥异,但其揭示的生态内涵和文化意蕴,渊源深厚,异曲同工。中国、日本和韩国的“风水说”,尽管都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三才”思想,但他们在后来的发展中遵循不同的路径,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范式。它们沿着各自的方向并行不悖,其演化轨迹时而重叠,时而分离,最终殊途同归,统一于现代生态学和汉文化的范畴之中。
（一）三国“风水说”之比较
伴随着早期的文化传播,“风水”思想从中国传到了日本。“风水”思想传入日本后,与日本原有的巫术相结合,不断发展成为带有强烈民族气息的日本“风水”文化。日本“风水”吸收了中国风水文化的精髓,融入了佛教(神教)的尚德原则和慈悲情怀,混合了道教咒术与密教占术的神秘气息和繁琐仪式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日本的“风水”理论十分强调尚德原则,认为“风水”能涵养“人”,能孕育“仁”,德厚则聚“风水”,德薄就失“风水”。“风水说”中有“一德二命三风水,四积阴功五读书”之说,因而日本“风水说”更注重积德,强调择善而从,厚德处事。
日本的“风水”文化受佛教(神教)影响较深,带有浓厚的神秘气息和较重的隐喻色彩,这种特点集中表现在神社的建筑风格上。日本的神道自然观认为,人与山、水、森林等自然物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,自然,由神生成的人与万物也会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。同在日本,几乎所有的神社都与山岳、海湾、河川、湖沼、森林、瀑布等自然环境相联系。
这种神社建筑“风水”,追本溯源,起源于日本的神道思想(儒教、佛教和道教的混合体),端倪于先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。在日本《古事记》中,记载有这样的神社传说:据说在天地开辟之初,出云之神凝望着大地说:“出云这块新的土地是个好地方,就是小了点,所以我要在它上面加点什么,让它变大些。”说完,他环顾四周,一眼望到了新罗,看见那里的土地恰好符合他的要求。于是他用绳子从那里拖来了四个岛屿,将它们加在出云的土地上……,(其中)第四个岛屿变成了一位大神的庙宇所在地,他的神社被赋予了可靠的魔力,能够保护稻田不受损害。
韩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,文化交流的历史非常悠久。起源于中国的“风水”思想,不仅对日本的“风水”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,也对同在汉文化圈中的韩国“风水”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经过长时间的交汇和融合,中国的“风水”思想逐渐与韩国的儒教文化相结合,形成一种根植于朝鲜民族灵魂深处的民族价值观。韩国古代有一部话本小说《壬辰录》,其中讲到这样一则故事:战事结束后,明朝援军的主将李如松巡视各地,发现朝鲜风水极佳,暗暗寻思:这样的风水宝地必出大圣大杰,将来恐怕会成为中国的大患,不如现在切断其地脉,以绝中国之后患。但当他找到气穴准备下手时,山神突然显灵,狠狠地惩罚了他。李如松只好打消念头,怏怏返回中国。
韩国人尽管尊崇基督教,但儒教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,渗透进了韩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因此,韩国的“风水”文化自始至终浸淫在弥漫无际的功利氛围之中,《三国遗事·天龙寺》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:东都南山之南,有一峰屹起,俗云高位山。山之阳有寺,俚云高寺或云天龙寺。《讨论三韩集》云:“鸡林土内有客水二条,逆水一条。其逆水、客水二源,不镇天灾,则致天龙覆灭之灾。"
韩国总统竟选前的迁坟风气,也极能说明其“风水”高度功利化的特点。毎到韩国总统选战最为激烈的时候,一些候选人为了获胜,往往通过翻新祖坟或迁移祖坟的方法来求得改运。“风水”之风在韩国愈演愈烈,甚至发展为政治生活的福佑荫庇。当地一名政治分析家认为:“政客对改变自己命数的愿望很强烈。尽管“风水”显然是封建迷信,却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。”因此,韩国政客们把“风水”视作能否获选甚至升迁的风向标,乐此不疲。
（二）三国“风水术”之比较
“龙”、“穴”、“砂”、“水”是“风水术”的四大法宝。所谓“寻龙踏脉”,就是通过对“山水风光”的整体研究和景观分析,找出吉祥富贵可持续的优良生态环境。就“风水”实践范式的延伸维度而论,“风水术”有“空间风水术”和“时间风水术”两种情形,前者包括“阳宅风水术”、“阴宅风水术”,以及“家具装饰风水术”(暂不讨论),后者包括选日择时、灾害预报等具体内容。
1、“空间风水术
古人将“风水术”用在空间宅院(阳宅和阴宅)设计中,意味着选址、规划、设计、营造都要考虑到天文、地理、气象等因素,创造出兼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为一体的环境,达到“天人合一”的至善境界。
（1）“阳宅风水术”
中国人的“阳宅风水”设计取法天地,却不拘泥于自然。传统建筑特别是皇家建筑,往往以宇宙天地之象作为仿效的摹本。中国“风水术”既要对自然环境进行选择,更要对生存环境进行改造。中国“风水术”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,更倾向于主动改造山水环境,以实现其“荣宅吉人”的主观愿望。他们在选择宅地的时候,既然认为自然地形、地貌、水流方向、阳光和气候特点决定朝向,那就在建房起屋、搭墙架椽时,面南背北,负阴抱阳。既然认为有能阻挡风的环形山脉,有能拦邪气的曲折水流,便是好的环境,那就自己动手,积土成山,挖沟成河。
日本“风水术”分为“家相”和“墓相”两部分,相比较而言,他们更重视“家相”(阳宅)“风水”。受佛教的影响,日本“家相”中所蕴涵的“空间风水”思想,既包涵了自然的物质因素,也暗含着和合的精神因素。日本茶室(也称“草庵风茶室”)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。“草庵风茶室”
是寺庙建筑和民间庭园相结合的一种小型茅舍,体现人们对静谧、和谐、回归自然理念的不懈追求。在“草庵风茶室”风水设计中,将树木种植在通往茶室的路上,营造出淡雅、简朴的环境,体现了茶道“和、静、凊、寂”的思想情趣,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,启迪人们的性灵。
日本人总是把运气的好坏与“家相”紧紧相连,不像中国人那样,喜欢把运气的好坏与祖墓的“风水”联系在一起。紫式部在《王朝女性日记·檐下梅》中,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自己对“阳宅风水”的观感:(原先宅第)大如深山,春花秋叶,姹紫嫣红,胜于周边山色。(新居)狭小,不可同日而语,庭院局促,无树无木,甚觉无聊。
如果“家相”布局有些缺陷,就要想法弥补,日本民间会借用诸如设宝阁、添屏风的方法,实现他们“聚气”的风水意愿。如《源氏物语·夕雾》写到公主巧改丧室为喜屋一事时说:此时(储藏室)丧家装饰,似嫌不祥,故将做佛事的东室用屏风遮住。东室与正屋之间的帷屏为淡橙色,吉凶咸宜,并不惹眼。"
从“空间风水术”的内容来看,日本的“家相”和中国的阳宅风水略有差别。日本的“家相”特别重视方位,在日本当前流行的“家相”书中,方位“理气”占了绝对优势。时至今日,日本仍然沿袭着使用罗盘计时、测向的传统风水习惯。不仅如此,日本的“家相”往往还和手相、面相等内容结合起来。日本德川时代曾流传着这样的手相定时法:朝暮之六时甚为难定,大的星星依稀可见,且观手背之血管,看不见细血管,只能略清晰可见三根粗血管之时,则六时定矣。
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,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。受中国风水思想的影响,韩国人的“阳宅风水”尊崇自然,师法天地。在韩国“阳宅风水”中,自然环境始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。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量佛教寺院是该国“风水”传统的明证,它们多半建在景色优美的山中,与山光水色交相辉映。对于自己仙居之山的风光水色(“风水”),韩国古代诗人徐敬德曾写诗赞曰:花潭一草庐,潇洒对仙居。山色开轩近,泉声到枕虚。洞幽风淡荡,境僻树扶疏。中有逍遥子,清晨好读书。
韩国“阳宅风水术”的不同寻常之处,在于决不作违背自然环境的徒劳尝试,也决不与周遭的自然景色竞争高低,他们往往赋予山水特殊的隐喻性和象征性,试图体现宅屋本身同自然环境相和谐的“风水”理想。因而韩国“阳宅风水”的主要特点,就是自然、简洁、明朗,能够给入宁静平和的感觉。《南宫先生传》中这样描写“仙师”所居的“风水”之地:忽有一洞,有川注于林薄,间流出大桃核,斗(注:人名)心欣然曰:“是中,莫是仙师所住否?”促步溯流,可数里许,仰观一峰陡起,松杉翳日,有素屋三楹,倚崖而构,砌石为台,位置清垲。
（2）“阴宅风水术”
作为选择住宅地技艺的“风水术”,常被用作墓地的选择和转运的卜筮,逐渐衍化出“阴宅风水”术。在这一过程中,“阴宅风水”不断被涂抹上了巫术和迷信的色彩。由于不断增加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,“风水术”的意旨在悄悄发生着蜕变。今天我们在进行中日韩三国“阴宅风水”比较研究的时候,应该秉承唯物、科学的原则,关注其合理的因素,剔除其迷信的成分。
中国人的生命宗教是视死如生。中国人认为天下万物皆由“气”生成,死后若葬在吉地,即可内凭先人余气,外凭子孙思募,兼受吉地吉气的催化,相互感应,共振共鸣。中国人认为祖先陵墓的吉凶好坏必能影响到子孙的福荫,这种葬先荫后的迷信心理主要表现在陵墓的选址上:觅龙,察砂,观水,点穴,望气、尝水、辨认土石…,…,其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要选出万年吉地,福荫子孙,泽被后世。
中山陵,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长眠之地。陵墓前临平川,后拥青峰,东邻灵谷寺,西毗明孝陵,视野开阔,气势雄伟。修林翠竹郁郁葱葱,周围环境花娇叶秀。能给人以迎山带水、烟云缭绕、鸟语花香、气象雄伟的绝佳观感。站在如屏方山,面向似带秦淮,近看翼抱崇岗,远眺层峦后拥,正是:“江南佳丽地,金陵帝王州”。
日本民族的生命宗教是视死如归。因而日本国民比较重视“阳宅风水”,相对忽视“阴宅风水”。在日本人的观念中,死不是通往永恒的沉寂,而是走向了生机的流转,在他们看来,生死是可以轮回的。如果一定要选出日本“阴宅风水”的范例,神社是勉强可以算的。日本的神社建筑“风水”,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。当时只是把山体、森林、老树围合起来,称之为神篱,加以祭祀。其神山、神木与围栅组合的原始形态,虽经不断发展,借景于园林、山水,但往往以真山真水为衬托,仍然体现着日本“阴宅风水”亲近山水、回归自然的特点。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曾对安住神社所在的高根山风光水色(“风水”)进行过细致入微的描写:今年五月中旬,我在耸立于伊香保西边的高根山峰顶,藉草而坐。前面,大壑赫然张开巨口。隔着这条沟壑,左首耸立着臻名富士,右首耸立着乌帽子山。两山之间,夹峙着臻名湖,水窄如一幅白练。湖的对面,扫部岳和鬓栉岳等高山临水而立,将湖面映衬得更加低平。乌帽子岳右面是信越境的群山,雪光灿灿,如波涛绵亘于天际。
日本不大重视墓地建筑,即使是历届天皇的墓地,也多为土坟,而且规模不是很大。日本国民注重的是墓地周围的环境,崇尚死后拥抱山水,回归自然。与之不同的是韩国和中国,既重视阳宅风水”,也注重“阴宅风水”。但韩国人持有“生死如幻,富贵在地”的生命观念,与中国“生死在命,富贵在天”的“风水”思想有所不同。庆尚南道马山地区流传着一首儿歌—《宝贝闺女》,其中唱道:爹是京城两班,娘是晋州新娘。我是一枝独苗,爹娘的心肝。或许哪一日,我命归西天,请别埋我在前山,也别葬我在后山。只愿深深地把我埋进南山莲花台。
韩国人往往把命运归之于土地,认为有关生死的任何事件都与土地密切相关,无论是生者的居处之所,还是人死后的安身之处。因而韩国人在判定家运和前途时,更看重“阴宅风水”。他们觉得如果坟墓的选址合乎风、水、罗盘方位以及地势上的“风水”特征,就一定能招来好运和繁荣。韩国浓厚的家族观念更使这种观念不断强化,逐渐成为韩国国民的一种信仰,浸润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。
2、“时间风水术”
“时间风水术”,在今天看来,颇有“八卦”①的意味。当然,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,科技水平的提高,中日韩三国,无论哪一个国度的“时间风水术”,都会与时俱进,不断更新。因而我们在看待三国“时间风水术”的时候,也应该用历史、发展的眼光,择其善者而关注之,择其不善者而改进之。
与日本和韩国“时间风水术”强调察地不同,中国“时间风水术”重视观天。中国的农历“风水”既主张“看天”,也主张“看地”,他们认为天地之气不是彼此孤立静止的,而是互化互动和彼此影响的,诚如《论衡》所云:“云雾,雨之徵也,夏则为露,冬则为霜,温则为雨,寒则为雪,雨露冻凝者,皆由地发,不从天降。”这种云、气、雾、露相互转化的思想,暗合了系统循环论的科学思想,包含着“防患于未然”的忧患意识,对观察预测气象气侯以及防灾抗灾,极有用处。
日本人在出门时,都要占卜起程的日期和方位的吉凶。日本“风水”对数字特别讲究,比较喜欢用奇数,一般选择在单日出行,这与中国人讲究双日出行不同。在日本,人们建造房屋时,需要请“家相”师代为选择开工日期。此外,日本还有种种神秘的仪式,比如盖房动工前,要举行所谓的“地镇祭”,以安慰东方地神,祈求施工安全;在上梁时,还要举行所谓的“上栋式”,保证上梁不出意外事故。这些仪式专门由神社里的“神官”来主持,煞有其事。
韩国对占卜也非常重视。早在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三国鼎立时代,国家就设有专门的占卜官(称为“日者”或“日官”)。其占卜的内容五花八门:有天象、灾异、星象、动物、植物、梦、相貌、游戏、比赛、生辰八字……·几乎无所不包。在长期的“风水”占卜中,形成了各种禁忌和说教,主要体现在一些建筑仪式当中。比如在建造房屋之初,先要向“风水师”询问,看自己的生辰八字是否适合建房屋的运数,如果不具有建造房屋的运气,就换以别人名义建房,然后作形式上的房契,进行买卖交易。这些程序及要求,其实极符合现代法制社会的契约精神。未完待续...
